告別中國二十年│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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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中國二十年
科长 (发表日期:2009-06-03 14:18:16 阅读人次:2512 回复数:15)
告別中國二十年　　　——專訪作家蘇曉康先生　　二○○九年五月廿二日（紐約／德拉瓦州連線）　　◎ 金鐘　　　　● 編者按：八十年代中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曾以電視片《河殤》蜚聲中外，也是六四中被中共重點通緝的流亡者。他在本訪問中回顧八九年經歷的文學與政治的衝突、逃亡的經過和來到西方後的不幸遭遇。有不為人知的內幕，坦誠的內心自白，情理交融，娓娓道來。是追求自由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一份真實記錄。　　一、《河殤》事件與趙紫陽　　問：在「六四」二十週年之際，很高興有機會訪問你。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有一個七名知識份子的通緝名單：嚴家祺、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你居第五，也是唯一的被通緝作家，究竟你是憑甚麼「晉升」到這個名單之中？　　蘇曉康：這個名單是當時政治局常委所定，「八老」有幾位出席會議。這是繼通緝方勵之夫婦、二十一名學生、三名工人之後的一份秘密通緝名單，發到縣級公安、機場、碼頭等地。我是王震點名而上名單的。八八年九月，王震讓他的大秘書唐玉向人民日報老總譚文瑞傳達對電視片《河殤》的批評，其中有一句「他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譚即以內參發政治局。廣電部找我和夏駿傳達王震的批評。我聽後馬上調查《河殤》劇組，是否有人父親被鎮壓？一個也沒有。後來，到了海外，我才知道，王震指的是趙紫陽。趙父是否被殺？我不清楚，反正是死在共產黨手裡。　　問：最近公佈的趙紫陽錄音回憶錄中，有提到趙與《河殤》。在八八年十月三中全會上，王震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共正式批判，趙沒有理會。李先念說「鮑彤是支持《河殤》的無賴」。趙說「王震沒說的比說了的更多。李先念提及鮑彤實際上在說我，暗示我支持《河殤》。」趙和鮑彤是不是支持你拍《河殤》？　　蘇曉康：這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一個新細節。過去我們一直以為王震罵《河殤》是受秘書唐玉的挑撥，趙在中央全會上打斷王震發言，說今天不討論《河殤》，王震的意見只代表個人不代表中央，當眾掃了王震的面子，王震恨趙。中央台八七年第一次播《河殤》時，四個中央領導趙紫陽、李鵬、楊尚昆、李先念來調片子看。中央台得到的反饋是：趙說「幹嗎罵老祖宗呢？」楊尚昆大加讚賞，說「全體幹部、戰士都要看，解放思想嘛」，李鵬、李先念沒有回音。趙的態度是不欣賞《河殤》，鮑彤的態度，我不知道。但從和《新觀察》戈揚的接觸中可以感到他們是保護我和《河殤》的。（但）正如趙紫陽錄音所說，說他和鮑彤下令製作，發到全國，「完全是虛構」。從趙紫陽與宗鳳鳴談話中也可以看到，趙要撇清和《河殤》的關係，他不同意批判傳統。這甚至使我吃驚。　　問：你怎麼知道鮑彤是保護你的？　　蘇曉康：戈揚（新觀察主編）告訴我一事。在《河殤》之後，我寫了《烏托邦祭》，是關於廬山會議的，二十五萬字。江西出版後不准發行，全部封存，打成紙漿。戈揚知道後，要我給她一個十萬字的書稿，在《新觀察》上一次發表。我給了，戈揚在發排前一分鐘，給鮑彤打電話，鮑說，《河殤》已使他們焦頭爛額了，還要發《烏托邦祭》，我們就保護不了他了。還有一件事，趙紫陽在當眾抵擋王震後，見新加坡李光耀時，送了一套《河殤》給他。趙說，「聽說你們弘揚傳統文化，我們這裡出了一個電視片批判傳統，送給你看看。」此事上了「動態清樣」，給政治局委員看的，大新聞單位有，我看到了這一段。傳說是趙對王震的反駁。　　問：《河殤》引起巨大轟動，又被政治化，當時我們在香港也很關注，緣由何在？　　蘇曉康：說說由來，可以看到沒有政治背景。事情和當時的「河流片熱」有關。《話說長江》一片收視率奇高，使中央台大賺。那時日本ＮＨＫ要買黃河的拍攝權，出一百萬美金，沒人敢拍板，最後由鄧樸方拍板，賣了。但由中央台與ＮＨＫ合作，從河源到河口各拍一套。電視片的靈魂人物是劇作者，解說詞很重要。中央台的黃河片由負責紀錄片的副台長陳漢元負責，他認為拍得失敗，沒有競爭力。後期製作下游解說詞由我寫，我建議從文化角度切入，導演害怕太敏感。在我們爭論時，年輕的夏駿支持我，他看出我的心意。陳同意讓我出六集的方案，於是我編劇，夏駿導演的《河殤》就這樣出籠了，放在五十集《黃河》之後推出。可見《河殤》製作，純為票房，與趙紫陽完全無關。　　問：那麼，《河殤》究竟有甚麼敏感之處？　　蘇曉康：我的構思是，要找到黃河在中國文化中的符號與象徵意義。黃河和長江並列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可是她更具中國文化的性格，雖滋潤中國幾千年，但又暴烈、任性、泛濫成災。我形容她是「狂暴的巨龍」、「母親變成暴君」，猶如「東方專制主義」。這些意念要從黃河的具象中提煉出來，而又要和改革形勢相配合，提出黃河走向大海......片子出來，各省電視台都轉播，總共有上億的觀眾，反應熱烈。各大報都登了《河殤》解說詞。不幸片子的成功竟和高層權力鬥爭掛上了。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啟立由《河殤》事件發出指示：「中央以後不評定一部文藝作品是香花還是毒草，由文藝和評論部門自己去討論。」　　問：我當年讀過《河殤》劇本後，感覺這是一部「政論片」，論述氣勢磅礡，含有很深的批判性，和對西方文明（藍色文明）的嚮往，引起麻煩，勢在難免。　　蘇曉康：爭議是正常的。但被老人幫拿來攻擊趙紫陽支持自由化，那是沒有根據的羅織罪名。趙回憶錄指《河殤》成為倒趙運動的藉口。因此《河殤》事件是一個文化迫害事件。和文革中借文藝批判來打倒政敵的做法沒有區別。我只是一個寫作者，和政界也沒關係，不說趙紫陽，連鮑彤、陳一諮都沒有見過。　　二、介入學潮與逃亡經過　　問：我們轉到第二部份，你怎樣介入學潮？　　蘇曉康：我介入八九學運，可以說是有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代表性。胡耀邦去世那天（四月十五日），我正在包柏漪官邸的一個派對上。見到劉心武，他對我說：「大事不好，胡耀邦去世了。」我怔了一下，預感有大事發生。出來晚上車子還特地在天安門繞了一圈，沒事。可第二天，學生們鬧起來了。我決定不介入。十九日晚，有北大青年教師來敲門，說新華門打死了學生，你們知識界為何還不站出來？說學生們都是看你們的書受啟蒙才起來的。我深感內疚。覺得知識份子應該站出來，第二天包遵信發起聲明，我簽了名。當時我在搞《河殤》續集，這事兒是金觀濤八九年春節在北京約我吃飯而起，說一定要拍。中央電視台台長黃惠群叫我去，決定搞第二部。一天劉小燕來電話，說鄭義、趙瑜搞天安門遊行，要我一定來。太太不要我去，我去了。見一大車人，都沒街頭運動經驗，正好那位台灣人黃順興來了，教我們做肩帶，我披上「河殤作者蘇曉康」的帶子，就上陣了，還有劉再復、嚴家其等。　　問：記得你上過廣場，對學生講話。　　蘇曉康：是。五月十三日，戴晴邀我去光明日報座談會，十三人，有李澤厚、溫元凱、嚴家祺、李洪林等。會議主持說奉閻明復統戰部部長指示請各位來。原來是閻明復和戴晴商量要請我們這批溫和派出面調停學運。那天也請了學生領袖王超華來，她哭著說，「請諸位老師說服學生，廣場已失控了。」我很感動。大家同意發一個聲明，由我當場寫就，主張政府與學生對話。接著我們這一群在夜色中，去到廣場，一排地站在那裡，我看到有人發抖，有人語無倫次，只有溫元凱講得好。我也講了，拍學生馬屁，說他們教我們搞民主，也勸他們不能傻，佔著廣場不走。完了又回統戰部，閻明復、李鐵映接見。坐閻明復的車，和戴晴一道回家，記得戴晴在車上和我說過一句話：「如果勸不了學生，咱倆都得蹲監獄。」　　問：五月十三日，可是學運一個大日子：在廣場絕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運動滑向六四。絕食首先衝擊了戈爾巴喬夫十五日的來訪。十九日中共宣佈戒嚴。這幾天，你在哪裡？　　蘇曉康：十三號的廣場之行，我感到這場狂熱運動已經不可能控制了，心裡涼了半截。我躲起來寫《河殤》續集，做二千分鐘前期拍攝資料的後期合成。劇組在翠微路的炮兵司令部內。我當時的職稱是「廣播學院新聞系講師」。劇組的後勤由中央電視台軍事部負責。我在劇組一直搞到五二○戒嚴。那天凌晨，我和夏駿上街，嘩，人山人海。那晚的黨政軍戒嚴大會，就在炮兵司令部隔壁的總後大院禮堂召開。廣播在播李鵬惡狠狠的講話。我對夏駿說，我要走了。他送我到地鐵口，我囑他好好保存那二千分鐘資料。我進入地鐵，從此在中國消失了。　　問：那是五月二十一日。（蘇：對）離六四還有十多天，你那樣早就開始了逃亡？　　蘇曉康：沒錯。我比他們都走得早。為甚麼？這裡有原因。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到香港，一百天，這是我的空白。不能說。我先說說前因：一九八八年公安部內部就有一份知識界十種人的名單，第一種是方勵之，我是第六種，叫「以蘇曉康為代表的文化政治勢力」，其他還有王軍濤、陳子明一種，金觀濤《走向未來》叢書也是一種。我看到這份文件，簡直脊樑冒汗。我相信只要有風波，就會照單抓人。四月中，我去上海領獎曾躲了一星期，後趙回國，世銀講話，以為學潮平息了。「四二七」大遊行，我回到北京。方勵之那樣謹慎，我估計他也知道這名單，他去山西躲過一陣子。　　問：你逃亡一百天，有沒有可以透露一點的故事？畢竟過了二十年。　　蘇曉康：我也是「黃雀行動」救出來的。得到過許多無名的好人幫助。在外面的人可以露面，但大陸人不能。幫我的人，有的從來不認識，至今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有一位陪我時間最長的人，他身份證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當然可能是假的，給我親切感。他曾是一個師的偵察科長。這一百天，讓我知道中國沒有神話，幫我們的，都是人，但不是普通老百姓。我會永遠感謝他們，無論他們是甚麼人。我可以告訴你，有一股看不見的勢力，很強大，沒有這股勢力，我們一個也逃不出來！　　問：謝謝。那場驚天動地的運動過去二十年，你今天對八九民運性質的看法如何？　　蘇曉康：八九年運動，學生，知識份子，高層權力鬥爭，歷史傳統......想了很多，說法也不少。我覺得一個重要的背景被人忘掉了。那就是接班人爭奪戰。這不是一般爭權奪利問題，而是共產黨傳統與家天下之爭。列寧主義這個正統使毛不敢直接指定江青接班，鄧小平也要挑紅軍時代的胡耀邦和抗日時代的趙紫陽接班，主持改革大政，但中國封建傳統太深，落在一幫老人身上，如李先念、王震、陳雲、鄧穎超，他們就是要子女接班。八十年代，他們把李鵬捧上台，已是先兆。六四又是一個機會，要把趙紫陽搞下去。鄧用胡趙，老人幫一直抵制，這就是趙錄音中強調的「反自由化老人勁頭很大」，李鵬六四的勁頭也來源於此。　　問：但六四決策不是鄧在把舵嗎？　　蘇曉康：是鄧在決策。但李鵬的作用大，因為他知道只有挑撥鄧趙關係才能得手，便假報軍情，說「學生要推翻共產黨」。迫使老鄧發「四二六」社論，沒耐心讓趙平息學潮，學生又不撤出廣場，鄧最終放棄趙紫陽而求助於八老支持，下令開槍。這是鄧最大的失敗。但鄧又有不甘，看到江太子上台，隔代指定了胡錦濤作為補償。但鄧一死，江又照樣隔代指定習近平太子接棒。所以六四以來，顯示中共毛鄧的個人魅力型、強人統治，還是輸給了劉少奇周恩來式的法理型統治，今天的中共，是他們的政治遺產，理性冰冷，完全不講個人魅力。　　問：六四民運的失敗，有人說是知識份子沒有盡到責任，教訓究竟在哪裡？　　蘇曉康：知識份子可以做社會的啟蒙者，但他們絕無操縱街頭運動的任何能力，當時，我們只能做「調停」的角色，但你們看到，調停也是失敗的。因為在一個極權社會裡，知識分子能動員的社會資源是零。民間社會也沒有發育成長，大家都有一種無力感，而擔心趙下台導致「大局崩壞」改革倒退，民眾犧牲。因此，知識份子看似恐懼，其實是一種負責的態度，指責知識份子沒有勇氣，是很幼稚的看法。在廣場方面，學生領袖缺乏政治智慧，鄒讜教授說，「恐懼造成的激烈，不顧後果，是反對全能主義體制的過度反應。」「那種毫不在乎戰略和政治考慮的自我犧牲和英雄主義，只會更大地損害運動的目標。」　　問：戰略考慮││是甚麼？　　蘇曉康：鄒讜教授的看法是「雙方長期處於僵持狀態，誰也吃不了誰的狀態。然後，經過反覆討價還價，達成戰略性妥協。」當時，這種思路就是要保住改革形勢，不讓家天下得逞。一句話，不能導致趙紫陽下台。但很多人不這樣想，把上層的鬥爭看成權力鬥爭。你鬥你的，我幹我的。在趙親赴廣場講話中，幾乎是哀求學生撤離廣場，說情況是複雜的，來日方長，問題的解決要一步步來......已經道明了這種戰略。但反應還是對牛彈琴，他們對形勢的嚴峻，無動於衷。而共產黨已經磨刀霍霍，要一舉全勝，讓你「永世不得翻身」。這二十年，他們用經濟起飛來挽回以殘暴的武力鎮壓所造成的道義喪失，付出的代價則是支付中國所有的資源和全民族的未來。八九年那七個星期，走完了動員、激進化、兩極化、流血衝突，回到高壓社會，改革派失敗的急驟過程，釀成了這個你們叫做「權貴資本主義」的苦果。　　三、定居西方，從車禍中甦醒　　問：讓我們再回到你的故事上來。你到香港，我們有所聽聞，十分保密吧？　　蘇曉康：在香港躲了兩個星期，和孔捷生、遠志明及那位偵察科長住在跑馬地一個高層單位。老鬼也住在那座大廈，他擅自跑來找我們，被朱牧師發現，便將我一人轉移到一位女記者家中住了幾天。然後，就把我交給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家，住一夜，第二天由港府政治部派員送我上機場，用假護照，走後門，登機飛巴黎，那是九月二十日。在香港期間，規定不見記者，不露面，為了安全。但有兩次例外，支聯會張文光安排一位美聯社記者湯姆Tom，要在電話上和我說兩句話，因為在大陸認識他，我答應了。湯姆借此發了新聞，說已證實蘇曉康逃出大陸。為此，張文光據說「犯了錯誤」。另一次在法國副總領事家的那晚，和領事兩口子聊天，有一位女士在座也和我聊了一陣。後來到巴黎，和聯合報記者薛曉光談起，才知道那女士就是中時記者江素惠，可見台灣兩報挖新聞，爭得很激烈。我在港消息走漏，是我短期逗留，提早去法國的原因之一。另外還有專上學聯負責人見過一次，為他們支援我們同行的十萬元偷渡費簽字。　　問：《河殤》案涉及到趙紫陽，非同小可，受迫害牽連的親友多不多？那位夏駿呢？　　蘇曉康：《河殤》撰稿人還有王魯湘、謝選駿、張鋼、遠志明等，張鋼本沒寫甚麼，掛了名，害了他，逃到台灣；謝選駿去了美國；遠志明後來成了傳教士；王魯湘現在是鳳凰衛視的一個主持人。跟我合作較多的年輕人夏駿，先是停了導演職務，後離開ＣＣＴＶ，不知所終。他沒有監牢之災。我的家人，父親沒事，母親受了很大驚嚇，非常怕我被打死，天天哭泣，找人要求放過我。她是光明日報老記者，那時，六十五歲退休，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街旁跌倒，腦溢血去世。我太太傅莉在醫院工作，上下對她很客氣。也找她談過話，她真不知道我在哪裡。也抄過家，拿走了一些東西。　　問：記得二○○三年你回北京奔喪一次？　　蘇曉康：父親二○○三年三月病危，肝癌轉移。我弟要我回去見父一面，我向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等候、拖延好久，回說要父親申請。於是我弟填好申請，讓父親簽字。不幸簽完幾天後，父親走了。我才獲准回國奔喪，有三個條件：一、不見記者；二、不發表言論；三、不接觸敏感人物。我無權拒絕。和太太回北京。遺體告別在八寶山，因父親同僚都來，不能見我，讓我一人在外面，不參加儀式。那種荒唐的感覺，真是不可形容！人走光了，讓我獨自進去和父親告別。原來想跪下去三叩頭，但在那種受辱的氛圍下，心情不允許。向父親行了三鞠躬。原說可以活三個月，終於沒讓我見到他。喪禮後，本想多留些時間，給傅莉看醫生，卻不獲批准，要我按時離境，又遇非典，五月初，就逃回了美國。這樣，父母先後都走了，我在中國沒有家了，再沒有甚麼牽掛。　　問：「祖國」的觀念還存在嗎？　　蘇曉康：流亡當初，還有幻覺，以為不久會回去。九三年發生車禍後，就斷了回家的念頭。二○○一年我入籍美國，未來將在海外落葉歸根。余英時先生說得好：「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在哪裡。」二十年，看淡了。祖國的觀念，我是沒有了。祖國已被糟踏得一塌糊塗。　　問：你爸也算是文化高幹吧？他對你的影響怎樣？父子間的互動如何？　　蘇曉康：父親蘇沛，早先是浙江日報編輯，一九六○年調紅旗雜誌，陳伯達手下，文革下五七幹校，七五年起跟鄧力群，文革後到了書記處政治研究室。觀念上是左的，對我在報告文學上的成功還是相當高興、自豪，但我不斷惹麻煩之後，他擔心了。勸我不要太天真，要考慮自己的安全。對於《河殤》的事，他相信與趙紫陽有關，要我不要和趙紫陽搞在一起。他知道高層鬥爭的殘酷與隱秘。似乎他對國家的問題也很清楚，表露「說也沒用」的情緒。對於我流亡在外，他的看法和母親不同，說「回來幹甚麼！」他堅決反對我屈服式地回去。政治上，和父親沒甚麼交集，他在那個圈子裡幾十年，性格已很深沉，不動聲色。一肚子學問，一手好文章，看他在幹校給我們的信，真是一種享受。他一生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心裡面很看不上胡喬木那些大秀才。　　問：曉康，你也在西方消磨了二十年。比起你在中國的八十年代，創作了那麼多出名的作品，會不會感到這二十年的可惜和失落？　　蘇曉康：八九年我四十歲，正是創作的高峰時期。八十年代那確是我難忘的十年。在西方這二十年，我和其他人有一點不同，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和傅莉在水牛城附近遭遇一場嚴重車禍。在那之前，我的狀況可以說是「飄飄然」。初到巴黎、美國，到處演講、開會，到處是鮮花、掌聲。那吾爾開希、柴玲就更是不得了。沒有失落感，不覺得完了。劉賓雁當時估計五年中共垮台，被人罵盲目樂觀，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看的。和大陸逃亡時在一間屋子裡躲三十多天的困厄相比，我們受到的歡迎，只是令人陶醉，心裡亂糟糟地，當然寫不了東西。沒想到我在大陸的知名度，比不上在海外。尤其在台灣受到的追捧，使我忘乎所以。普大的中國學社簡直成了一個「流亡渡假村」，周末Party喝酒、唱歌，唱的都是文革歌、大陸歌，大家都廢了武功，無所事事。傅莉九一年出來，見到我那種浮躁的生活，非常憤怒。她要我去讀書，多家名牌大學都會接收我。我就是不去。一場車禍徹底打碎了我的「飄飄然」，比好多人更早地回到現實中來，考慮個人家庭的前途，面對嚴酷的命運。　　問：那是一個非常悲慘的遭遇。　　蘇曉康：車禍後，傅莉癱瘓，我雖早復原，五年中處於昏沉沉的狀態，好像看到了黑洞。太太那種狀況，讓我一年後才哭得出來。醫院當時已判定傅莉是植物人，但沒有告訴我，怕我受不了、垮掉。我醒來後，曾走到高速公路想自殺，一個信念戰勝了我：要盡一切可能救她、治好她。真要感謝余英時先生的慈悲心腸，讓我在普大多待了幾年，為太太的醫療方便。經過各種各樣的治療，傅莉終於恢復了大部分生活能力。這過程也是自我治療的過程。經過好幾年的耽誤，我開始給台灣兩大報寫專欄，回到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寫作的快樂中克服內心的憂鬱症。懂得了許多車禍前不懂的事。我沒有宗教信仰，只有咬緊牙活下來。　　我是六四的倖存者，又是六四後一場災難的倖存者，每想到那些為了我們而付出沉重代價的朋友和不相識的人們，為六四而至今惡夢連連乃至家庭破碎的友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他們有香港人、大陸人、美國人、有的已經長眠，有的還在默默地做抗拒遺忘的工作。　　　　　　蘇曉康主要作品　　（作品名、出版時間、類別）　　１、東方佛雕　1983-10　報告文學　　（1983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２、洪荒啟示錄　1986-2　報告文學　　３、陰陽大裂變　1986-5　報告文學　　（1985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４、自由備忘錄　1987-9　報告文學　　５、神聖憂思錄　1987-9　報告文學　　６、最後的古都　1987-6　報告文學　　７、河殤　1988-7　CCTV電視片　　８、烏托邦祭　1988-8　長篇紀實　　蘇曉康是中國八十年代紀實文學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學活動開始於1981年，任中央台駐河南記者，1985年任北京廣播學院講師，央視記者。作品觸及尖銳的社會問題，具廣泛的影響力。

回复[1]: 层林尽染 (2009-06-03 14:35:18)

　　> 問：「祖國」的觀念還存在嗎？

　　蘇曉康：流亡當初，還有幻覺，以為不久會回去。九三年發生車禍後，就斷了回家的念頭。二○○一年我入籍美國，未來將在海外落葉歸根。余英時先生說得好：「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在哪裡。」二十年，看淡了。祖國的觀念，我是沒有了。祖國已被糟踏得一塌糊塗。

　　

回复[2]: 张三 (2009-06-03 16:57:38)

　　看了港人回忆黄雀行动，很感动。和大陆不一样，那里很多人，本来根本不关心政治，只是基于良知参加进了饮酒行动。

回复[3]: 你看过《情义无价》？ 科长 (2009-06-03 17:19:24)

　　也很感动。大陆人掩护王军涛，可惜最后出了叛徒。

回复[4]: 邓星 (2009-06-03 17:30:24)

　　苏晓康指的黄雀行动中帮助他的“一股看不见的势力”，到底是说什么人？

　　还有，顶“层林尽染” 1楼的引用。

回复[5]: 国家机密阿 科长 (2009-06-03 17:44:33)

参见

　　http://www.dongyangjing.com/bbsmain.cgi?mode=view&no=1465

回复[6]: 明星姐姐，我可以替苏老师答疑下吗？ 四海为家 (2009-06-03 17:51:53)

　　那”看不见的势力”是香港的“大哥”。领头的是“陈某某”——哇，当然不是我们敬爱的班长——前些年还自我表白过。

　　我倒是看那个侦察科长是不是这里的科长呢？

回复[7]: 邓星 (2009-06-03 18:03:01)

　　科长，谢谢。你真伟大。

　　不过，还是想问，这位六哥是算江湖中人么？

回复[8]: 邓星 (2009-06-03 18:06:38)

　　四海为家，谢谢你我已经读了科长的机密文件。

　　追加：六四时我已经在日本了。所以很多细节不清楚。

回复[9]: 呵呵， 四海为家 (2009-06-03 19:22:15)

　　清楚的是你们啊！你们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知道一切，而我等是被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俺到了日本才第一次看到六四的电视画面。

回复[10]: 邓星 (2009-06-03 19:29:35)

　　这倒也是。

回复[11]: 东京博士 (2009-06-03 20:26:46)

　　六四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下楼准备去上班，看到门口的报纸巨幅大字的天安门什么什么的，赶紧拿着路上看，结果回来隔壁房客跟我吵架了，原来我拿的是她的报纸，我道歉了，日本老太还那个啰嗦啊。。。。。。

回复[12]: 张三 (2009-06-03 20:56:23)

　　》跟我合作較多的年輕人夏駿，先是停了導演職務，後離開ＣＣＴＶ，不知所終。

　　不知道苏晓康是真不知道还是有意误导。《新闻调查》这么有名，他不知道不太可能吧。

　　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16959484203520

回复[13]: 6/3—6/4一夜都在看电视： 龍昇 (2009-06-03 20:58:39)

　　巧了，日本正那几天开始一种卫星电视，也巧了，北京好像开什么会，也为外国准备了卫星发射（不懂专用名次，是我想成的”卫星发射“）还没撤，我就看到了许多现场实况。到听一位日本记者喊“对不起，已经到我身边了，我得暂时躲一下。”我才想起给北京家中打电话……

　　

　　找到了一段：

　　1989年（平成元年）6月1日-NHKが衛星第二放送(BS2)24時間放送を開始（独自編成と地上波時差編成混成）

　　1989年（平成元年）6月3日- NHKがハイビジョン実験放送（1時間/日　原則午後2時から3時。大相撲期間は5時から6時）開始

　　

回复[14]: 活動家脱出は1人190万円＝天安門事件後の作戦明らかに－香港 用户名() (2009-06-04 09:48:07)

　　5月29日16時58分配信時事通信

　　【香港29日時事】29日付の香港各紙によると、1989年6月に中国で天安門事件が起きた後、民主化運動活動家の本土脱出を香港で支援した人物が28 日、脱出作戦の詳細を初めて明らかにした。脱出には1人当たり約15万香港ドル（現在の為替レートで約190万円）の費用が掛かったという。

　　香港ではこの日、「イエローバード作戦」と呼ばれた脱出支援活動を振り返るフォーラムが開かれ、初期の作戦を指揮した陳達鉦氏（65）が参加。陳氏は席上、当時密輸の商売をしていたことから、その経験を生かして、学生リーダーのウアルカイシ氏や学者の厳家其氏ら133人を香港に脱出させたと述べた。

　　脱出作戦の費用は総額約2000万香港ドル（約2億5000万円）。中国当局内部の協力者に対する謝礼や、船の衝突などで死亡した支援者4人の遺族への見舞金も含まれている。　

回复[15]: 王者非王 (2009-06-04 09:50:22)

　　读了科长转的有关六哥的“国家机密”，如果这都是真的，那六哥确实是条好汉，一个正直的人。如果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举动。相比之下，一些只会嘴里唱高调，却时时在计算着自己得失的人则在这样的非常时刻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壮举。有些人高调是只唱给别人听的。唱高调只是为自己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