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坛
>>
读书
字体∶
大
中
小
1944年.豫湘桂战役 决定了国民党被赶出大陆
新局长 (发表日期:2009-05-26 14:57:54 阅读人次:3561 回复数:7)
转载于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64&id=2654067
1944年5月到12月之间,在中国抗日正面战场上,日军开展了为期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国史称豫湘桂战役。豫湘桂战役对国共两党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可以说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是国共两军力量此消彼长的重要转折点,而且对两年后的国共内战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了国民党最后被赶出大陆。
一、豫湘桂战役前的两军比较
1、国民政府。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末,国民政府军队完全处于对日消极防守势态,在正面战场只有日军开展局部战役进攻,如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从1941年开始、国民政府军队死伤人数减少,1941~1943年三年的伤亡总数不及1940年一年之数(1911~1943年共伤亡608518人,1940军伤亡为673368人),山西阎锡山在1941年8月即与日军签订了《停战协订书》。由于大量的美援逐渐运抵中国战场,国民政府军队的实力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1944年初国民政府军队的实力已经达到350万人,有多个军更换了美械装备,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开始掌握制空权,并在滇西地区开展了对日反攻作战。
2、共产党。华北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由于日军的残酷的大扫荡,没有外来武器装备支持的中共军队在大扫荡中损失巨大。根据地大幅度缩小和被分割,冀中、冀南、鲁西等根据地丧失, 兵力由40年的40万缩小到43年底的34万,根据地人口缩小一半。由于1943年华北大旱,加上日军的大扫荡和三光政策,人力物力无法支持党政军的供养,中共被迫实施精兵减政,一方面将大量干部、军队转移至陕北进行屯田,另一方面将华北地区的部队进行主力军地方化,取消旅的编制,大团改为不设营的小团,基本部队地方游击化。只能应付日军的扫荡,根本无力对日军展开规模以上的进攻作战。
也就是说在豫湘桂战役前,国民政府军队已经逐渐得到恢复而发展,而共产党的军队此时仍处于求生存的状态。
二、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对国共两军的短期影响
战役的过程资料很多,这里就不谈了,只谈对双方的影响
1、对国民政府军的影响
A、损失巨大。首先,损失了大量的军队和军事装备。此战持续近8个月,国民政府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占当时国民政府军队兵力的10-15%。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其次,损失了大量的后备兵力、财力、粮食的基地。共丢弃了豫湘桂粤闽黔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000万人口,至少600万的后备兵援。其中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其三、主要交通线和出海口基本丧失。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陇海铁路河南段、浙赣铁路湖南段全部为日军所占领。湘江航运、西江、北江航运被日军控制。广东、福建出海口完全被日军所占领。
B、成为日军以战养战的目标。《大东亚战争全史》1359页有如下原话:“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在江西,日军收获更多。在大庾“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 在豫湘桂战役后期,实际上打通大陆交通线已经没有多少战略意义了。可是“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反而对新的大规模作战抱有很大的期望”。为什么呢?“那是一种对于日军尚未践踏的土地进行侵略的希望和期待。因为一旦侵入到那里,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资”([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准备下一次作战”)。在1944年及1945年,在华日军的装备、兵力严重不足,以战养战成为重要目标,华北由于多年的拉据,日军所获得的人力、物力仅够维持,而战争所必要的武器弹药则无法补给。而由于国民政府的溃败使日军实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从而有能力在1945年进行了对国军的多次进攻性战役(如豫西鄂北会战战役、粤北战役、湘西战役)。
2、对共产党军的影响
A、根据地内日军压力缩小,促进了共军的恢复和发展。由于日军从华北敌后抽掉大量兵力进行一号战役,剩余的日军和伪军被迫收缩地盘。为共产党的党政军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到1944年底,根据地面积,人口已经基本恢复到1940年的最高峰,军队由1944年6月,八路军,新四军合计47万 (>)发展到1944年11月的 65万 (毛选 >),增长40%。为1945年的苏军出兵东北后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B、日军占领区的扩大为共军的向外扩展提供了机遇。由于日军占领区大幅扩大和兵力不足,只能维持交通沿线,巨大的空间为中共军队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944年7月25日,中共确定进军河南敌后。以八路军太岳、太行区派王树声、戴季英进入豫西, 李先念部开辟豫南;彭雪枫部恢复豫皖苏。粟裕部进入苏浙皖。11月,以王震为首的南下支队组成,沿湘鄂赣南下,到1945年4月创立了湘鄂赣边区,并企图和东江北上的曾生部创建五岭根据地。后来中共所宣称的19个根据地中的河南、湘鄂赣为44年后建立。
三、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对国共两军的长期影响
1、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由于战场溃败,少数军队被消灭,但更多的是失散,当然还有部分军队被地方民众消灭。军队的战斗力来至于打胜仗,溃败导致大量有经验的士兵和干部损失,而新补给的新兵的战斗力是远远不及原来。直到45年中期经过湘西战役的胜利,大部分受损的部队的战斗力才得到恢复。
2、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长期处于应付日军的进攻而不能迅速的转入反攻状态。当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投降时,主要的国民政府军队仍然处于豫西、鄂北、湘西等山地和日军主力对峙状态,只有广西日军逐渐退却而得到恢复。
3、国民政府由于丧失主要交通干线,导致国民政府军队无法迅速接收日军的投降部队,为共产党军队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平汉铁路、粤汉铁路、陇海铁路河南段、浙赣铁路湖南段全部为日军所占领。湘江航运、北江航运被日军控制。主要出海口被日军所占领。湘桂铁路虽然得到控制,但日军撤退进行了大规模破坏而无法使用,粤西出海口也未得到恢复。其结果导致,国民政府军队要想接收日军的投降,只能利用徒步和空军,短期内想利用铁路和海路困难重重。而空军力量有限,只能用于占领大城市。等到国民政府军接收完平汉铁路、粤汉铁路、陇海铁路河南段、浙赣铁路湖南段,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而且这些铁路由于被破坏投入使用还得要一两个月时间。当美军将国军运抵东北时已经是10月初了。
二个多月的时间差,导致共军得到了成倍的发展,在接收日军投降后的地盘方面则远远胜过国军。
A、刘伯承部开展了平汉、上党战役,消灭了孤军深入的阎锡山部,从此平汉、正太、石德和津浦铁路中断,将国军北上主力20余万堵在了郑州。山东共军破击了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除山东少数城市外几乎全境攻占。聂荣臻部则占领张家口,从而使平、津地区仅剩往东的出口了。
B、共军放弃了河南、湘鄂赣两地集中于大别山区,成功的牵制了近30万国军主力1年之久。
C、争夺东北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8月11日,朱德就命令张学思、万毅、吕正操部进军东北。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首先进入东北 ,到9月初,八路军一部已到达沈阳、本溪。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进军东北的战略决定。调集11万军队和两万干部进入东北。而国军则由10月11日起,由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第13军第94军第52军各一部总计约7万人在秦皇岛登陆。10月18日组成以杜聿明为司令长官的“东北保安司令部”10月25日,向山海关发起攻击。而此时共军山东5万余人已通过海路进入东北。有趣的是黄克诚部和山东杨国夫部由于步行几乎和海运的国军同时到达山海关地区。国军已经无法阻止共军进入东北,反而是共军有了阻止国军而独占东北的想法。共军有了东北做根据地,又有了苏军的武器支援和东北的工业作为依靠,就已经决定了三年后国民党败逃台湾的命运。而这一切,始起于豫湘桂战役国军的战败了。
四、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假如豫湘桂战役国军挡住了日军的进攻(可能性大家可以做分析)。
1、华北的共军不敢也无法集中开展大规模反攻。44年45年日军的战斗力虽然下降,但仍远远胜过华北兵、弹、粮、援皆缺的八路,在日军交通便利、且被严重分割的状态下,任何集中作战的八路只能成为日军摧毁的目标,因此只能处于游击状态。
2、鄂豫皖的李先念部将不复存在。在王树声、王震部进入鄂豫皖前,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实际上是一支不大的牵制力量,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且未占据任何城市,也无连片之根据地。在日军投降后在国军重兵的围攻下,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而中原的30万国军主力加入任何战场,结果可以想像。
2、国军主力云集河南地区,战后立即接受华北日军的投降,迅速打通平汉、津浦、正太、石德线,沿陇海铁路进入山东。华北、华中的八四仍然和抗日时一样处于被主要交通钱分割的状态。此时,国军再集中兵力沿着交通线进行围剿,各个击破,共产党只有再度流窜的份了。
3、共军主力根本进入不了东北。日本投降时,山海关仍然控制在日军手中(8月30日八路才在苏军配合下攻占),此时,国民党军只要从河南对山海关进行空降,切断了北宁线,便断绝了共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主要通道。而此时共军要进入东北只有两条路,山东海路和山海关以西的山地、沙漠、草原地区。山东海路方面,想想金门一战就知道没有空军海军掩护的木船想跨过海峡的艰难了,只可惜,那时的国军一方面要运用空军和海军用于运兵,另一方面在山东沿海也没有基地做支撑,只好眼挣挣的看着5万共军坐着木船跨过海峡。山海关以西地区,在沙漠、草原地区大规模行军需要大量的后勤保障做支持,而共军不存在这种条件,而且也容易暴露在空军的视野下。山区虽然属于传统的共军根据地,但地瘠民贫,且日军搞了长城沿线的无人区,成为共军大规模进军的障碍。由此可见,在东北发展的共军最多只有两个方面。一是原来的东北抗联,但实际上东北抗联的部队扣除了去朝鲜的,剩下的几百号人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一个师的国军就可以解决问题。二是从冀热辽地区的李运昌、曾克林部,人数不过万人,在东北如果没有苏军的支持,也只不过是一支不大的力量,难成大气候。
哈哈!历史是可以假设滴!
回复[1]:
王者非王
(2009-05-26 15:19:30)
历史,天时,地利,人和。
回复[2]:
哈哈路过
111111 (2009-05-26 15:32:57)
哈哈大军路过
回复[3]:
哈哈!欢迎六杆霸王鞭老师指教!
新局长 (2009-05-26 16:21:51)
转载于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64&id=2654067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的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做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的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3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13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93军和97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93军军长陈牧农(湖南人,黄埔一期生)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93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97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陈素农后来在台湾当“国大代表”,提起张发奎就大骂不止)。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93军和97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20军(军长杨汉域)和26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93军、97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13军(军长石觉)、20军(军长杨干才)、29军(军长孙元良)和94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13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13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酆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让94军去烧,因为94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13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刚巧,孙元良带领29军从陕西赶到了贵州,于是,13军和29军就被布置在马场坪一线,处于独山和贵阳的中间——实事求是的说,这两个军的防御,对“黔南事变”的化险为夷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党军全面退守。而这时,在独山一带还有国军的“中央军校四分校”、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和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学员教职员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人。
独山的警备司令是“四分校”的教育长韩汉英,这位韩司令在独山办学三年、指挥学生在县城周围修了三年的防御工事,平时吹牛皮一套一套的,遇到打仗的时候却撒腿就跑,跑得比美国空军还要快。
独山这里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破坏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2月2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
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44年12月2日下午16时撤离独山,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作证。而那些自吹曾经“在深水桥畔英勇阻击日寇”的国军勇士,却是空口无凭。
事实上,早在12月1日,国民党军就已经放弃了独山县城。
12月1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有人认为“独山大火”是日本鬼子干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国军所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不应该的是,同在12月2日,都匀县城也燃起了大火、同样把整座城市烧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五十公里以上。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13师团的第104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12月3日,13师团的第65联队、第116联队、工兵第13联队,以及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第68联队、工兵第3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34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1944年12月3日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焦土,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是军队的无能导致了百姓的苦难,是军队的无能造就了敌人的光荣。
回复[4]:
王者非王
(2009-05-26 16:53:24)
大庾?今改名为大余。
好家伙,又抛出了这么多的史料。
回复[5]:
霸王鞭,呵呵
111111 (2009-05-26 17:42:48)
“他的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
给张发奎安了个侄子。这也叫史料?绘声绘色的
蒋百里是不是蒋介石的叔叔啊?
多说一句
张发奎死后才能发表的口述历史,很有价值,里面有他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生前不许出版。
蒋介石:「蒋先生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高级军官告诉他:他们一定能消灭共军。看上去都信心十足,人人都不敢说出相反的观点」「蒋先生派人担任不同的职务犹如在麻将台上换位子,就这几个人轮换着这些职位」「我认为『不成功则成仁』是不智的。死守这种战略是严重的错误,死守有什么意义呢?死了人如果无补于事,则这种牺牲是没有价值的。宋美龄女士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守一、两个月,将可引起国际干涉和支持,因而我军先后增兵六十个师,以致国军元气大伤,影响南京过早失陷」
「径自越级指挥,是蒋先生常犯的毛病。最高统帅部任意分割建制和随便破坏战斗区分的事情,乃是世界战史上绝无前例的作法」「焦土政策对敌人不会造成很大障碍,可老百姓却深受其害,把自己同胞的家园烧得一乾二净」「蒋先生应扪心自问:他有没有能力消灭共军,如果答案是能够,他就不必接受马歇尔的调停 ﹔如果不能,他就该诚心诚意同中共谈判。他谈判与剿共同时并举,引起马歇尔对他发怒且责备他不诚实。马歇尔几次上庐山求见,蒋故意去奉化避见,此举严重开罪了美国,导致大陆沉沦。」
孙科:「他学问渊博,但私生活异乎寻常」。
李宗仁:「他的军事才干很普通,做事欠缺毅力,作茧自缚,犹如风中之烛」「李宗仁在坚定、耐力方面远远不及蒋先生,他缺乏不拔之志,还学会了中国政客的机巧权术,吹牛皮放大炮」。对李宗仁七十四岁投共之举:「毁弃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在流亡海外十六年踏入老年后再作冯妇是不智的。我想不到他会晚节不终」。
张群:「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
宋子文:「他真是把中华民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
白崇禧:「他有军事天才,足智多谋,但非常阴险,不坦率,遮遮掩掩的,李济深、黄绍竑等桂系领袖都是这一类型。徐蚌战场危急时,蒋先生想把桂系部队从武汉地区调到前线增援,虽然武汉没有险情,但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拒绝了。既然是奉命调走,一旦武汉因而失守,他是不必负任何责任的」。
胡汉民:「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心胸狭窄没有孙总理的器度」。
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蒋先生进言,却又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把自己对蒋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义之上了」。
陈璧君:「以玩弄政治为乐,对汪精卫的革命精神起了负面影响」。
陈公博:「官气十足,私生活不正常,这种人竟攫取了高官厚禄」。
李济深:「此人报复心很强,置个人仇恨高于一切」。
阎锡山:「阎锡山以及大多数北方武人都很狡黠也很圆滑」
冯玉祥:「八˙一五在上海南翔长官部召集军事会议时,日机临空,警报突至。不要以为基督将军(冯玉祥)身材魁梧,练兵有方,但胆子极小,他夺门而出,踉踉跄跄,向外面田塍直奔,一个不留神,滑脚跌进了稻田,弄得浑身上下尽是泥浆,那副狼狈不堪的窘态,使与会将领张治中、杨虎等都为之忍俊不禁」。「冯玉祥是不可信任的,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整天好像在做戏,常常穿着士兵的服装作秀,看上去很古怪。我对北伐军政务局长说这是个野心家,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傅作义:「傅是反共的,如果蒋先生给他大量美制武器,或者美国人积极支持他,他是不会投降的。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不撤出青岛,他不会投降的。」
孙立人:「恃才傲物是孙立人失势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为美国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国人是不可靠的,孙立人的矜才使气使他得不到蒋先生的信任」。
郭沫若:「不落俗套,有点浪漫,作风懒散,却很健谈,口才便给」。
张治中:「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擅自实行焦土政策,他必须为长沙大火负全责,我认为应该枪毙的是张治中,而非长沙警备司令酆悌」。
张发奎浑朴恂恂、言行一致,还表现在他坦承抗战是幸胜的。「我参加了淞沪、武汉、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祗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敌军。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势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军人通常喜欢夸大战绩,张发奎却截然相反。他说:「老百姓称赞我的炮兵是神炮,虽然击中了出云舰,我们也只能打它个轻伤,打不沉它,因为我们的大炮火力不够。我们一开炮,敌军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事实上,出云舰没有遭受伤亡」,「我们的船舰太小,效益不彰,海军陷于崩溃境地,敷设的水雷没什么大用处,因为敌人拥有扫雷舰,汉奸「水老鼠」扫尽了我们在长江与鄱阳湖布下的水雷。在水底,竖立横跨长江的铁丝栅栏网,是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那可不顶事。」
「在淞沪会战,我们的空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实际上几乎是耗尽了。剩下的飞机不敢出外攻击敌军,而敌人的飞机却低飞掠过我军阵地,日以继夜。我们的高射炮没有击落过敌机。有时我们派蛙人去炸敌舰,可是未曾对敌舰造成重大损伤。」
对于喧嚷一时的「粤北大捷」,他有如下陈述:「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我无法评论其它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知道,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
对于国军两次收复南宁的真相,张发奎坦承:「一九四○年九月廿二日,敌军越过四战区边界进入越南。十月三十日,我军收复南宁,我们又报了一次胜仗。事实上,敌军是自动撤出南宁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五日,我下令六十四军与四十六军派遣精兵分别进攻南宁、宾阳。我们收到情报,称敌军正开始撤出南宁。这次进军南宁是由于敌军撤出南宁,由于这是事实,我们必须进击,这就叫追击。」
对于国民党在军中建立的政治工作,他认为「毫无价值,他们的工作并不认真,给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国民党的政训处人员祗是监督部队长对蒋先生的忠诚程度」。
对于剿共、戡乱期间国民党在地方基层建立的保甲制度,张发奎认为是「徒有其名,不起作用」「许多民众痛恨保甲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而是因为人民厕身其中。以前村长是压迫全体村民的唯一恶人,保甲制度却把保甲长添加到压迫下层民众的行列中去了。保长压甲长,甲长压迫百姓,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中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机构打开了攫取更多贪污机会的大门,像民谚所说:一个香炉一个鬼。」
对于「中苏友好条约」,张认为「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是一个大错,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共产国家,苏俄的目的是帮助中共。基于共产主义的国际性质,苏俄不可能对我们抱有善意。它说友好,那只是表面的。签订这样的条约是外交上的失败。在日本投降后四天再签这样的屈辱条约,殊无必要。」
对于汪伪集团的首脑,张发奎却作了异于常人的评价,他说陈璧君「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陈公博周佛海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较坚定,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陈公博敢于大胆提出异议,这就是上海市民对陈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死于空难,周佛海会离开监狱的。」
张发奎是北伐名将,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攻城之役,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荣获「铁军」之誉。他手下的第四军参谋长谢膺白,在中共的武汉战犯管理所中为争取减刑写了一篇〈张发奎传略〉,对他的人格、政治立场横加诬蔑抨击,但也毕竟承认他「自从带兵以来,约束自身相当严格,生活相当检朴,不敢浪费」。
另一位在第四军当过政治部主任的麦朝枢也在大陆的「政协文史资料」中撰写〈我所了解的张发奎〉一文,称「张氏有其它军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杀人,二不念旧恶。前者指独操生杀之权,而从不以私意杀人,故能得部属之信任,第四军解体后,其精神永远存在﹔后者系指他对朋友及部属之过失,说说骂骂便了,而从不存心算账,故部属都具安全感,语曰 :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回复[6]:
王者非王
(2009-05-27 09:20:54)
一个疑问。日军不到韶关,却到了大余。难道是不走公路翻山越岭去的?或者是还有其他路可走?从北而南下?但日军也没到崇义等县啊!
》》一个香炉一个鬼。
》》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中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机构打开了攫取更多贪污机会的大门,
说的太妙了。所以要办成一件事,首先是人,人的素质,否则说什么都没用。
回复[7]:
大汉临离 (2009-05-27 13:55:35)
新局长在吗?
敬请留言(尚未注册的用户请先回
首页
注册)
用户名(
必须
)
密 码(
必须
)
标 题(任意)
内 容(1000字以内,
图片引用格式
:[img]图片连接地址[/img])
Copyright ◎ 2006-2010 东洋镜工作室 All Rights Reserved